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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銘暄:我與刑法70年
時間:2019-10-07  作者:  新聞來源:檢察日報、方圓微信公衆號  【字號: | |

  結束長達五個小時的采訪後,我們目送高銘暄消失在北京師範大學校園的一角。他白衣銀發,身材不算高大,親和有禮地與我們道別,慢慢走著,拒絕別人的攙扶和相送。午後熾熱的陽光,給這位91歲高齡的刑法學泰鬥披上一層耀眼的光芒,仿若我們剛剛與他一起回顧的91年風雲歲月和共和國70年刑法曆程。

  新中國刑法學奠基人、全程參與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創制、編寫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學教材、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博士生導師……在高銘暄身上,有數不清的榮譽與標簽。接受記者采訪的這天是8月27日,高銘暄的履曆又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當天發布8名“共和國勳章”和28名“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他是法學界唯一的入選者。9月17日,高銘暄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

  采訪中,高銘暄並沒有提及這些。他精神矍铄,思維敏捷且娓娓道來,甚至還展現出“90後”特質——“潮”。所有的故事,從1928年一個叫“鮮疊”的小漁村開始。

  漁村少年,法門弟子

  鮮疊,位于浙江省玉環縣,三面環山,一面臨海,1928年5月24日,高銘暄出生在這裏。

  一般漁民人家都早早把孩子送到漁船上,高銘暄的祖父卻把兩個兒子送到了學堂裏讀書。可以說,這個決定直接影響了子孫輩的人生路線。高銘暄的父親高鳴鶴學成後到上海特區地方法院工作,按照村民的說法是“在外面做官的”,爲高家在鄉裏掙了不少臉面。高銘暄的叔叔在當地也是個文化人,後來輾轉到甯海法院當了書記官。

  “這多少給我留下了一些印象,覺得自己是‘法門子弟’。”高銘暄說。整個少年時期,高銘暄對父親從事的司法工作耳濡目染。同時,諸如土匪綁架、罪犯被殺頭這樣的社會現象和法律問題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加上當時喜歡看包公斷案這類的小說,都促使他與法律結下不解之緣。

  高中畢業後,高銘暄考上浙江大學,這期間結識了對他一生影響至深的李浩培教授。

  李浩培本科在國內東吳大學,後來去英國留學,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了國際法和政治。正好當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桢想籌建法學院,就把在武漢大學法律系當主任的李浩培請來,當了法學院院長。1949年5月,浙江大學法學院撤銷,李浩培將高銘暄推薦到北京大學繼續攻讀法律。“北大主要是增長了我的見識,許多當時的政府高官、社會名流來北大做演講,開闊了我的眼界。”魯迅的夫人許廣平、開國元帥陳毅、美學大師朱光潛、大文豪老舍、曆史學家郭沫若、作家丁玲……這些停留在課本上的人,都曾經給青年高銘暄帶去了新知,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高銘暄從浙江大學轉到北京大學時的通行證。

  1951年7月,北京大學法律本科畢業證書。

  然而,高銘暄更加專業、系統地學習刑法學知識,還要“歸功于中國人民大學”。1951年8月,高銘暄來到了人大攻讀研究生,系統學習蘇聯刑法。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證書。

  兩年後,高銘暄正式脫離學生身份,成爲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的一名教師。

  曆經刑法立法工作的“三起兩落”

  1954年10月,高銘暄接到通知,要求暫時擱置學校工作,去全國人大參加刑法立法工作,當時他26歲。這是刑法立法的“首次上馬”。

  然而,刑法起草小組面臨諸多困難。在國民黨《六法全書》被廢除的情況下,“舊法”人員從司法工作隊伍及學術領域徹底消失,刑法起草小組可以說毫無經驗,也無從借鑒、請教,當時真正刑法專業科班出身的只有高銘暄一人。

  立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資料和調查。最高人民法院從全國範圍內收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1萬多件刑事審判材料,分析總結而成《罪名刑種和量刑幅度的總結》;立法小組又從天津市法院調取了近兩年全部刑事案件總結材料,進行比較分析。此外,小組還分派成員到相關部門和企業進行調研。

  1957年6月,經過多次修改,法律室拿出了草案的第22稿。

  正當這一稿的征集意見工作全面開始時,“反右派”鬥爭開始,緊跟著是“大躍進”,幾乎所有的立法工作都中止了。這期間,高銘暄被派往福建和浙江一帶調研,曆時兩年的基層調研工作結束後,又重新回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

  1961年,中央再次提出啓動立法事宜。1962年5月,刑法草案修訂工作全面啓動,這是刑法立法的“二次上馬”。

  這個時期的刑法草案修改,幾乎是將以前的全盤推倒重來。立法小組派人搜羅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中央國家機關和各大行政區公布的法律、法令、指示和批複,只要涉及刑法相關字句,就全都摘錄下來,彙編成書,發給每個成員供參考。1963年10月9日,立法小組拿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33稿。但送審之後一直沒有下文,高銘暄和小組成員們再次回到原單位工作。

  隨之而來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大學也停止辦學,高銘暄經曆近一年的下放勞動,被分配到了北京醫學院,誰知,這一待就是八年。

  第38稿

  見證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的誕生

  然而,在禁锢已久的思想土壤之下,希望的種子早已萌芽。經過前期的大量准備,1978年10月,刑法立法“三次上馬”。

  高銘暄很慶幸,他保留了當時的各種資料文件,讓我們得以窺探“79刑法”的誕生過程。

  例如關于“抗訴”的提法,源于蘇聯的“抗議”,但在中國,由檢察院對法院進行抗議顯得很不妥,于是高銘暄提議換成“抗訴”,這個說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在這一輪的修訂工作中,大的修改有5次,也就是先後産生了5稿草案。“前面的33稿,再加這5稿,等于前後幾十年有38稿,才制定了這部刑法典。”高銘暄感慨。

  1979年7月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令第五號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刑法立法工作經曆了漫長的‘三起兩落’,自此這個泱泱大國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刑事法典,以後的刑事訴訟活動終于可以有法可依了。”高銘暄說。從1954年參加立法開始,到1979年,高銘暄從26歲的小夥子,變成了兩鬓斑白的半百中年人,其間近25年。

  在刑法立法的漫長歲月裏,高銘暄也爲中國刑法研究留下了無數著作文章,堪稱我國當時主編教材層次最高、數量最多的學者。1957年2月,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集體撰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講義》,這是新中國自行編寫的第一部刑法學教材,其中“犯罪構成”一章即是高銘暄執筆。高銘暄于1981年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一書,更是被法學界尤其是刑法學界,評價爲“當之無愧稱之爲迄今難得的中國刑法立法論述與研究的扛鼎之作”。

  第一位博導與最年長法學博士

  “說起來,我開始當大學老師時只能算是個碩士,沒有博士學位。”至今仍未離開講台的高銘暄,幽默地對記者開啓了法學教育這個話題。

  由于曆史條件的限制,高銘暄在求學階段未能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畢業就留校站上了講台。“我當了30多年的博士生導師,培養了一大批法學博士,但是自己還沒有博士學位,多少有些遺憾。”高銘暄說起這件事不無遺憾。但在2016年,這件事得以彌補。當年11月,高銘暄以88歲高齡獲得日本早稻田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創造了我國法學界一項紀錄。

  高銘暄一生未離開大學校園,目前仍然身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榮譽一級教授和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兩個職位。高銘暄是新中國刑法學第一位博士生導師,也曾是年齡最大的博士生導師。到目前,高銘暄門下畢業的共有64名博士研究生,諸如姜偉、陳興良等知名法律專家都是他的博士生。

  在弟子眼中,老師的學術與品格,可謂高山仰止。

  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綜合業務指導處處長張傑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于2005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負笈高銘暄先生門下。一晃從先生門下畢業已十多年,但老師身上的人格力量,老師對法治孜孜以求的情懷,卻深深烙印。”

  張傑猶記得2006年初,死刑複核權回收正在論證中,在一次最高司法機關重要領導在場的重要會議上,高老師清晰堅定而又言簡意赅地闡明了四個方面的觀點:死刑罪名應逐漸減少,死刑適用標准應當明確統一,死刑案件二審應當開庭審,死刑複核既要審查事實又要審查法律適用,等等。這些觀點,當時應該說還有一定的爭議。但經由高老師口中清晰說出,對當時死刑複核權回收及中國死刑制度走向,都産生了重要影響。

  “時至今日,作爲見證者,我仍記得高老師發言時铿锵有力卻又堅定自信的聲音。”張傑說:“爲什麽老師擁有這種‘事無不可對人言’的自信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底氣?現在,我更加相信,這種自信與底氣,來源于對祖國、對人民深沈的愛,來源于對法治熱烈執著的信仰。”

  高銘暄一再對記者強調,在國際舞台上,中國刑法要有自信。

  2015年4月15日,在第十三屆聯合國預防犯罪與刑事司法大會上,高銘暄成爲首位獲得國際社會防衛學會授予的“切薩雷·貝卡利亞獎”的亞洲人。作答謝辭時,高銘暄用並不熟練的英語表示,“這份榮光不僅僅屬于我個人,首先屬于我的祖國,屬于中國刑法學界”。

  在高銘暄看來,現在我國刑法已經實現了系統性、完備性和統一性,是辦理刑事案件的實體依據和准繩,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它不遜色于任何一個國家。

  這點從中國學者在國際刑法學協會所占比重就能看出來。高銘暄告訴記者,我國于1988年加入國際刑法學協會,最初只有6名會員。到現在31年,不僅有了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的成立,會員也已達到197名。

  曾經一度,我國刑法學界關于犯罪構成的“四要件”(犯罪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與“三階層”(犯罪構成的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之爭,甚囂塵上。前者是我國承襲于蘇聯的刑法基礎,後者是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說體系。而高銘暄是“四要件”說的堅定支持者,在他看來用自己的犯罪構成體系沒有什麽不好。

  高銘暄指出:“我國刑法是一張名片,極具特色、很接地氣,它是我國實際情況的反映,也是用來解決實際問題的,與其他國家法律沒有可比性。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法律不斷發展完善,我國刑法在世界上也會越來越有影響。所以我們不應妄自菲薄,但也不自吹自擂,只要國家富強,有影響力、有吸引力,刑法學就會做大做強,不會矮人一截,不會跟在西方後面亦步亦趨,這點志氣我是有的。”

  “超期服役”的“90後”

  盡管已經91歲高齡,高銘暄說:“不要去想生死的問題。”

  高銘暄還有一大摞的學術計劃:他至今筆耕不辍,能夠兩三個星期手寫完成一篇萬余字的文章,每年修訂一兩本書籍。“我現在年歲已大,但心不老,願意繼續工作。有了工作,心靈上就充實。”接近采訪尾聲,高銘暄還念叨著,現在他手裏還有一些事沒做完,有些書稿到時候該修訂了。

  事實上,近年來一些社會熱點法治事件,如張中生案、于歡案以及顧雛軍案等,還是能看到高銘暄的身影或者聽到他的發聲。對此,他說自己更願意做個法治的觀察者,只有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做一些解釋性的工作,並且只對自己懂的刑法方面的問題發言。

  談及是什麽讓他堅持工作至今,高銘暄說了影響自己一生的三條座右銘:一是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二是天才出于勤奮,知識就是力量;三是教育是我的事業,科學是我的生命。“這些信條一直深深記在我腦子裏,讓我覺得雖然自己年齡大了,但腦子還可以,也許是人老心不老吧。”高銘暄說。

  作爲一名“超期服役”的“90後”,高銘暄私底下還有點“潮”。早在2001年,高銘暄就讓學生教他“學電腦、玩手機”,短信、上網、電子郵件都不在話下。特別是在學會玩微信之後,高銘暄開始在朋友圈裏積極“打卡”學習英語,有段時間,幾乎天天深夜十二點都有他的“每天聽15分鍾3D英文廣播劇”的挑戰。

  同時,高銘暄還是一名“資深熬夜愛好者”。“我沒有覺得自己有多老啊。”高銘暄笑稱,自己和年輕人一樣,很少晚上12點以前入睡。當然,這和他繁忙的工作不無關系。高銘暄的日常是“不斷改稿”,有時候早上九點的會議,要從頭一天晚上八點改稿改到開會當天的淩晨三四點,短暫打個盹之後,再精神抖擻去開會。即使接受記者采訪的前一天,高銘暄也細致地做了准備到深夜,按照采訪提綱,將采訪問題整整齊齊抄寫在一摞小卡片上,並附有問題的回答要點。

  高銘暄覺得:“我是以工作爲樂趣,有工作覺得自己充實,精神上可以提神的。等哪一天實在幹不動了,再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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